武大性骚扰事件背后:女性边界感更强,性骚扰维权难网暴维权也难

　　据媒体报道，“武大图书馆性骚扰”举报事件发生3个月后，涉事男方首度发声，称之前女方举报的“打飞机”系隔裤挠痒，并已就网暴起诉。

　　回顾事发经过，举报人于2023年7月在学校图书馆自习时遭遇同校一男生“性骚扰”，其后与院校方沟通近三月无果，因此在10月11日发网文披露，敦促学校尽快处理。该文发布后48小时内，武大发布通报，根据相关规定给予该涉事男生记过处分。但事情并未就此画上句号。因网帖中虽未公开男生的名字和视频画面，但披露了男生所在院系、辅导员姓名等信息，很快被网民“破案”。此后针对该男生的网暴持续不断，其中还有一些网传信息严重失实，导致涉事男生被确诊为“创伤后急性应激反应”，被要求入院治疗。男方也因此提出网暴的名誉权侵权之诉。

　　我们梳理本案的大致脉络之后会发现，本案呈现出两个焦点，其一，网传行为到底是不是“性骚扰”，双方各执一词;其二，如何网上举报才是合法的?网暴行为应当被如何追究责任?这两个问题，不仅仅是法律问题，也是社会治理问题，值得反思。

　　一、性骚扰的模糊边界

　　民法典颁布前，我国关于“性骚扰”的相关规定主要分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及各地实施办法以及国务院制定的《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中。《妇女权益保障法》第四十条：“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受害妇女在遭遇性骚扰时有权向单位和有关机关投诉。”《特别规定》第十一条：“在劳动场所，用人单位应当预防和制止对女职工的性骚扰。”

　　从上文列举可以看出，这些法律法规只是笼统的原则性规定，并未明确什么是“性骚扰”以及用人单位应承担哪些法律责任。因此，这样的法规只能起到宣示性的效果，而无法真正适用。实践中如果遇到极端情况，也只能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比如多次发送淫秽信息，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或者猥亵他人、在公共场所故意裸露身体的，进行治安处罚。

　　2021年施行的民法典试图解决这个问题，在人格权篇的第1010条对性骚扰规定了一般性的构成要件，但未对何为性骚扰作具体的界定。一来是为了适应社会的发展变化，二来也为个案中的司法裁量留下了空间。从构成要件上看，首先违背他人意愿，其次，方式是以言语、文字、图像、肢体行为等方式对他人进行的滋扰;最后，这种滋扰是与性相关的，是不适的。

　　结合这几点来看本案的情形，女方显然认为涉事男生实施了“性骚扰”行为，设想一下，一个异性坐在对面反复摩擦裤裆，你只要注意到了必然会产生心理不适。在这种情况下，当事人可以选择忍气吞声匆匆离开，也可以愤然呼叫，就像女生在操场跑步遇到暴露狂一样。本案中的受滋扰方还录下了多段视频，取证完成之后再要求对方写道歉书以及校方处理。这其实在证明难度上已经优于很多其他个案，譬如典型的“一对一”场景，无视频无记录，只有愤怒和屈辱。

　　但即便如此，本案还是出现了值得慎重考量的男方辩解。男方同样有证据证明，他患有特应性皮炎，尤其是在大腿根部内侧有湿疹，天气炎热会引发瘙痒。所以，到底行为人是在湿疹挠痒还是一时性冲动呢?这似乎是一个罗生门了。作为评论者，没有看到视频不能乱下结论;而即使是看到视频也听取了双方意见的校方，也只能在红头文件中模糊定性为“不雅行为”，这也说明了性骚扰行为定性的难度。

　　写到这里，应当提及2023年3月8日我国发布的《消除工作场所性骚扰制度(参考文本)》，该文本对性骚扰的认定条件，除了民法典里的构成要件之外，还增加了一项规定，“无论行为实施者是否具有骚扰或其他任何不当目的或意图”。这个文本是人社部、卫健委、最高检等六部门联合发布的，保护对象是工作场所的女职工。不过，对于其他环境下的女性保护，也应当有同样的参考作用。根据这一条款，认定性骚扰可以不用考量行为人事后的辩解：“我不知道她会那么想”、“肯定是她想多了”、“我完全没有那个意思”。六部委为什么要规定这个条款?原因就是在实践中即便滋扰行为可以认定，但行为人经常对主观意图进行否认，要么说“女方是愿意的”，要么说“我没有此意”，导致责任认定更为困难。因此，这个条款可以说是职场女性保护的一大步。

　　那么，这个条款是否可以适用于本案呢?换句话说，这个条款是典型的“我不要你认为，我要我认为”的受害人视角，只要受害人感受到了与性相关的不当滋扰，就应当成立性骚扰。从这个角度，本案举报人描述的行为很难说不构成性骚扰，因为在她看来很明显是与性相关的行为。但另一方面，我们要看到，在办公场所强调性骚扰的受害人视角，主要原因在于职场性骚扰具备“权力”属性，它往往体现为上位者对下位者的侵犯，由于地位的不平等，导致受害人很难主张权利。本案中没有明显的上位和下位关系，行为人的辩解也具备一定的合理性。因此，即便是在民事法庭，要认定这一“性骚扰”成立也不那么容易。

　　所以我们常说法律一经制定就是滞后的，它解决不了现实生活中的所有问题。但本案是不是一定需要上法庭解决呢?从媒体报道来看，举报方完全不知道行为人患有皮疹一事，这说明事发之后三个月的沟通几乎没有任何有效信息的传达。如果双方能够在校方的主导下完成解释、达成谅解，也许事情就不会走向网上发酵、学校再仓促处理的结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