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翔:违反疫情规定获刑者怎么办,司法资源相对匮乏的我国尤为迫切

　　1月7日，最高法院、总检察长办公室、公安部、司法部和海关总署联合发布了关于调整新阶段疫情防控政策和依法妥善处理相关刑事案件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信明确指出，从8开始。从2023年1月1日起，如果新冠病毒感染被控制为B类，不再包括隔离治疗，违反预防和控制新冠病毒爆发措施以及边境卫生和检疫规定的行为不再因《刑法》第330条中的预防和控制传染病罪以及第332条中的防止边境卫生和隔离罪而被定罪和处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羁押期间，在正在审理的有关案件中，应当依法及时解除强制逮捕措施;相关财产被查封、扣押、冻结的，应当依法及时终止。

　　几个月前，两名卡车司机在中国东北地区因预防和预防传染病被判处四年监禁。庭审期间，何某和韩某在法庭上认罪。如果上诉和第二司法程序尚未完成，通知中指出，应立即释放两名司机。

　　然而，鉴于两位领导人在法庭上作证，他们可能没有提出申诉。自一审判决生效以来，来文中所列罪行与之无关，仍将被判处监禁。命运对他们开了个大玩笑。

　　这涉及既判力和追溯诉讼之间的法律问题。所谓既判力是一项具有法律效力的判决。世界上通常有三种方法来确定是否可以将有利于罪犯的新法律追溯到有效判决：

　　既判力超过追溯力的决定，使参与者受益的权利不能超过实际决定的追溯力。我国刑法采取了这一立场。《刑法》第12条规定：“在本法实施前根据当时的法律作出的有效判决应继续有效。”《德国刑法》第2条第3款还规定：“如果在判决前修改了行为结束时有效的法律，则应适用更广泛的法律。”。“一旦判决生效，新的有利条款就不能追溯适用。

　　第二种立场是针锋相对的，认为法律对参与者的追溯力高于既判力溢价。例如，《西班牙刑法》第24条规定：“即使法律规定被判刑者可以服刑，如果刑法对犯罪和过失犯罪者有利，则刑法也具有追溯效力。“意大利《刑法》第2条规定：‘如果法律在一项行为后不受惩罚，他的行为不构成刑事犯罪;如果他或她已被判刑，判决的执行和效力应停止。“《俄罗斯刑法》第10条还规定：“刑事立法规定，该犯罪不是刑事犯罪，应以任何其他方式放松或纠正犯罪者的处罚或状况，并具有追溯效力，适用于法律生效前的犯罪者，包括正在服刑或已服刑的人，但有犯罪记录。如果罪犯正在为刑事犯罪服刑，而新刑法规定了较轻的刑罚，则应在新刑法中予以规定。宽大处理”

　　第三种立场采用折衷理论，即新法律的刑事定罪规定高于既判力判决，对判决具有追溯效力，但新法律的弱化刑法规定低于既判力裁决，对判决不具有追溯效力。例如，法国第112(4)条规定：“新刑法的立即适用不影响旧法律下最终立法的有效性。如果判决后所实施的犯罪不再具有刑事性质，则应暂停执行判决。”

　　1979年中国刑法。2005年，既判力和追溯力问题没有得到直接回答。1997年的刑法在维护国家判决的稳定性方面居于首位，认为既判力大于追溯力。对现行刑法采取立场有很多原因，例如现实和想法。

　　从实践的角度来看，中国处于一个转型社会，所实施的法律往往无法适应快速变化的社会环境，刑法也经常被修改。自1997年以来。自2009年以来，对《刑法》进行了11项修正。因此，如果一项有利于参与者的权利得到有效判决，就会导致将大量已判决的案件移交给各级法院，导致严重缺乏司法公正。此外，长期的法律虚无主义传统也使我们对法律不尊重，迫切需要建立判决的权威。

　　从概念角度来看，这是长期的社会标准思维。司法机构普遍认为，社会利益大于个人利益，刑法最重要的任务是惩罚犯罪，而保护人权则是惩罚犯罪的次要价值。因此，在案件和追溯力的冲突中，自然会认为前者比后者更有效。

　　法律问题非常复杂，每个立场都相对理性，不应陷入武断的恶性循环。作为一种智力鸦片，任意性往往需要更多的任意性来证明其正确性。真正的问题不是非黑即白，但妥协立场是明智的，可以在未来的刑法审查中加以考虑。

　　首先，刑法不仅要惩罚犯罪，还要保护人权。它们相互限制和平衡，比初级和次级更平行。我们不应该相互偏袒，完全无视为了保护人权而惩罚犯罪的必要性，或者无视为了惩罚犯罪而保护人权的任务。新法案中关于刑事定罪的规定代表了法律政策的根本性变化，因为新法案认为这些行为不再具有社会危害性，也很难获得公众对维持既定定罪判决的认可，但这严重影响了该法案的尊严。法律的权威和尊严不仅取决于大力实施，还取决于人民的真诚接受。

　　其次，新法律的非刑事化规定表明，囚犯的社会危害和人身危险已经消除，因此对他们的惩罚基础也相应消失。根据这一假设，如果我们继续维持前一句话，显然不符合惩罚的目的。实现缺乏合法性的惩罚也很难实现对囚犯的认可，很难鼓励他们“改过自新”，甚至加深他们对社会的仇恨和仇恨，导致出狱后的“第二次”犯罪。

　　第三，还有执行成本。这可以节省司法资源，并通过允许罪犯提前获释，帮助司法当局利用有限的资源解决更严重的犯罪。这在中国尤为迫切，因为中国的法律救济相对匮乏。

　　当然，刑法审查需要时间，司法当局现在可以积极寻求交换和有条件释放。在特定人群生活的弱点背后，是对法律的一次小小调整。法律修改后，应该积极改善温和的正义，而不是冷漠。例如《刑法》规定的假释条件如下：“被判处有期徒刑且刑期超过原判刑期一半的刑事判决或被判处无期徒刑且服刑超过13年的刑事判决，如果他认真遵守监狱规则，接受教育和改造，表现出真正的悔恨，并且没有犯下任何其他罪行的危险，可以假释。在特殊情况下，经最高法院批准，上述履约限制可能不适用于最高法院。“新法案的非刑事化条款可被视为最高法院准予假释的特殊情况。此外，宪法还规定了赦免制度，根据该制度，在启动赦免程序时，相应的囚犯也可免于处罚。

　　严格的法律也应该有柔软的一面，它应该体验人性的弱点，抚慰受伤的灵魂，给人们正义和善良的希望。孔子说：“当我们听到这个案件时，我们犹太人也必须将其释放。”法律不能忽视人民的共同感受。法律的权威和尊严不是抽象的陈述或形而上学的逻辑衍生物。原则上，这必须归功于尊重和保护特定的个人权利，以实现人民心中的尊重和尊重。